我去植发了

乔尼的自信与头发一同消失了。因此，他奔赴土耳其植发，“享受”针刺头皮的折磨。

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酒店，迎面撞上女友如见鬼一般的目光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我整个脑袋肿成了猪头，上面缠满绷带，血迹斑斑，惨不忍睹。一条细细的血线沿着脖颈向下蜿蜒，前额更是肿得像气球一样，已经麻木得没了知觉。新植入的头发在我的头皮上颓然而立，就像战场上一根根烧焦的细枝。那天晚上，我枯坐着打了一整夜的瞌睡，头痛欲裂。看着浴室镜子里的自己，我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我为了找回所失而要付出的代价罢了。
我21岁就开始掉头发了，追随头发而去的除了我本就不多的精气神，我的信心、欲望、魅力、勇气、事业、性欲、好心情、乐观和青春也随之消失不见了。想当初，在2013年那会儿，我可是个风流倜傥的小生呢！不仅下颌线冷硬俊美，一头秀发做拖把都绰绰有余，反正比首相鲍里斯的强多了。那时的我是一名演员，一位笑星，前途一片大好。“星途灿烂”，那时大家都这么说。然而，一切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我从镜子里看到头上的丛林退化成了一片稀稀落落的杂草地。

所剩无几的自信暗淡了我的舞台形象，电视生涯至此终结。随着头顶杂草的日渐稀疏，抑郁情绪铺天袭来。我在黑暗中沉沦，一支又一支卷烟、一块又一块罪恶的甜点慢慢吞噬着我，我整个人开始变得摇摇欲坠。没过多久，洗发水就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也摇身变成了可怜的麦克白，伸着一双沾满泡沫的手颤巍巍地数着每一根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头发君。头发有错，错在头发。我是疯了吗？真的感觉自己疯了。迷信总会在人绝望的时候趁虚而入，我也顺理成章地信起了那些所谓的奇迹神药。于是乎，天价激素乳膏、生发水、止脱药轮番上阵，但它们却无一例外成了秃头的帮凶。对这些神药失望之后，我又把期盼的目光转向了栖身于胡椒罐中的增色养发粉。我每天都会辛勤地用它喷撒头皮，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块胡萝卜蛋糕。接下来，我又不厌其烦地试了维生素和非洲树根粉，还用过印度青柠汁和蓖麻油的混合液冲洗头皮。那时的

我，浑身上下写满了绝望，茫然无措。

英国民众为威廉王子的发际线操碎了心。最后，万般无奈下，我去了伦敦的一家植发诊所。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治疗咨询师”，他像一个狡猾的二手车老板一样向人们兜售植发手术，要价却像葬礼一样高得离谱。一套所谓的“自家独创”植发术，他居然报价7000英镑，所以我干脆让他和他那块金光闪闪的腕表滚得远远的，转而在伊斯坦布尔的“微笑植发诊所”预订了一套治疗方案，总价仅为1400英镑。

土耳其的植发业在过去五年里蓬勃发展，每年都能有7亿英镑的盈利，平均每个月都有1500台植发手术，而客户大多数为欧洲男士。整个行业系统运转得异常稳健，活像一台上了润滑油的机器。到达机场后，我跟另外五位秃头兄弟挤进了一辆小型面包车。好像还嫌事情不够让人困扰似的，坐在我对面的两名西班牙中年魔术师似乎一点也不紧张，跟我们这些浑身打着“丢脸”和“社会之耻”烙印的年轻人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他们眼里，植发就像朋友聚会一样稀松平常。“我想用吹风机都想疯啦！”其中一名魔术师一边玩着“杯球魔术”，一边嘻嘻哈哈地说道。面包车驶近了一个颇有现代化医院之风的地方。
我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来错了地方，因为依据我所付的那点可怜的诊费来推断，迎接我的肯定是一手拿着一罐马尾巴毛，一手拿着一管木胶的庸医，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被带进一间看上去非常专业的医疗室。工作人员奉上新煮的咖啡，又热情地请我们坐在颇具泰特现代美术馆之风的椅子上。主治医生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术前介绍，解释了手术的每一个步骤。根据个人需要，手术时间会持续三至六个小时不等。然而，真正吸引我注意的却是随附手册上的一句话：“我们不会魔法，变不出新的头发，植发所能给你的只是一种‘浓密的错觉’。”

一切就绪，我被带进了一间单人手术室，接受八名医师的检查。奇怪的是，每位医师都顶着一头新植的头发。在一番有关我新发际线的热烈讨论之后，他们用紫色笔在我的头皮上画好标记，然后给我剃了罪犯同款的光头。

用紫色笔在头皮上标记出植发区域。看着仅剩的头发一点点掉落下来，我对每一根头发，都默念了一路走好。五年来的慌乱、恐惧和自我厌憎都随之落入尘埃，再也不见踪影。我躺到了手术床上。不到一个小时，我的头皮上就被划出了几百个细小的口子，这还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是，每次动刀都会伴随一针麻醉，而每一针都带来了地狱般的疼痛，简直就像电影《发条橙》里的酷刑折磨。到了第二轮手术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要交待自己从未犯过的罪了。

植发最重要的一步是把后脑勺上的头发拔下来，再“栽”到脑袋前半部——我原本认为这只是小学艺术课的基础技能，直至我看到他们用手指把拔下来的头发一根根放入我头皮上预先划好的小口子里。那可是技术活儿啊！各位医师像勤劳的昆虫一样在我的头上忙碌着，时不时地往我血迹斑斑的脑袋上喷点水，仿佛在精心护理一株热带兰花。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尽力忽略头上那一堆忙碌的手，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次疯狂之举。失意、不安、软弱还有以貌取人的社会压力最终成了迫使我甘愿承受植发折磨的推手，让我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勇敢自残。
两个月后，新植的头发开始生根，我看起来仍像一只生活在核爆炸区域的邋遢狐狸，而不是爱情岛上的英俊小生。耻辱和羞愧感仍然在我的心头萦绕，更重要的是，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植发这件事。不过术后大概一个月，在我第一次见到父母时，他们竟然没怎么注意到我的变化，父亲只是以为我剪了短发。
初见成效需等六个月，而两年后才能算最终完结。你问我会不会推荐植发？两年后再告诉你答案吧！不过，我们能掌控毁灭性局面的机会并不多。对我来说，能自己做点什么总比举着一面白旗自怜自厌要好过得多。我对自己可真是狠心啊！然而，当尘埃落定，我才意识到：对于让自己纠结了这么久的羞耻感，我一直以来的认知似乎局限于对外表的关注，而从没想过这是不是潜藏于皮肤之下的心理问题。

看完了这篇文章后，小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想过：植发提取毛囊一次能提取多少？遗传性脱发可以做植发吗？植发之后还会脱发吗？这些问题大家可以点击“在线咨询”，得到答案呦！